3月5日上午9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2023年工作，提出了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并阐述了今年政府的工作任务。

为何将2024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报告中强调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藏着哪些发展机遇？如何在现实运作中真正实践“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精简文件和会议”？围绕今年这份政府工作报告，观察者网对话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将2024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而去年我国GDP增长是5.2%，完成了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5%的目标。您觉得5%的目标设定，有哪些内外因素的考量？也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只有快了才能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增速目标降低，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鄢一龙：“十三五”时期中国平均增速为5.8%，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降到2.3%，2021年经济恢复增长到8.1%，2022年增长率为3.0%，2023年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恢复与稳住，在三年疫情冲击后开始修复和恢复增长，同时，稳住了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实现了5.2%增长。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7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从排名上看仍然处于几十名开外，但是按照人口规模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世界第二阶梯。

我们可以把世界80亿人口大体可以划分为6个“中国”：第一阶梯是高收入经济体，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总人口不到12亿；第二阶梯是中国，总人口14.1亿人；第三阶梯是拉美和中间地带国家，总体处于上中等收入，总人口16亿人；第四阶梯是东盟，人均GDP 5000美元左右，总人口6.7亿人；第五阶梯是印度，总人口接近14亿人；第六阶梯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总人口12亿人。从这样一个世界图景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第二台阶迈向最高台阶。

山到登顶路更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是爬坡，而是向上跳台阶。从国内外看都会遇到重大挑战，发展到这一步旧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继续往上走就需要靠高质量发展，靠新质生产力，靠创新。

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是世界政治的大年，首先是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两场战争走向何方，其次就是大选，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要大选，这些都会给我们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同时，不管美国的政坛是否轮替，对华遏制的战略基调是不会变的，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会持续遏制中国发展，在地缘政治上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这是结构性矛盾，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多良好的意愿。

观众在美国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参观农历新年彩灯展览（资料图/新华社）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中长期竞争优势仍然强劲，庞大国内市场、产业链条完整、经济韧性强、腾挪空间大的竞争优势并未改变，而且通过几年的结构性改革，已经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附加值转型，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旧巨大，2021年至203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潜力仍然在4.8%左右，同时我们要实现2035年基本现代化的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关键。

因此，我们说设定5%的目标是综合现实可能与理想追求，是综合国内外条件做出的，是一个有挑战，但是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依靠高质量发展，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

鄢一龙：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老五化”推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数智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型全球化的“新五化”推动。

“新五化”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巨轮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能。

首先是数智化。以数智化为核心特征的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

其次是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

第三是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6%，将逐步告别高速城镇化阶段，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

第四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制度红利。

第五是新型全球化。中国作为主动推动者、构建者的新型全球化将逐步替代简单融入世界的国际化成为新大势，并为中国发展注入全球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