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民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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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华民族”的概念受到挑战，我们该如何回应
“台独”和“港独”这两股势力对中国概念的挑战，不再是简单回溯到历史中去。尽管也存在着“去中国化”的面向，但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挑战，动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话语资源来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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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明白，中国这只“大象”为何能跳高八尺
在奉“西方模式”为圭臬的“专家”眼中，中国这只“大象”永远“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笨拙”的“大象”“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表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已经无法有效容纳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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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角色，能起到什么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命题上。现在最大问题是好课太少。毛尖老师上“爱情”课，甚至还有老师、毕业多年的学生开车来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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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体”落潮后，要问问中国的路怎么走
中国未来走什么路，能不能走通这条路，是与城乡问题联在一起的。单从经济上着眼是轻松的，但把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几方面综合考虑，就没那么简单了，每一个点上都包含着中国的路怎么走，走不走得下去的大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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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2016阅读札记
要真正理解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就必须把中国的现实放在自身的历史脉络和整个世界史的构架中去思考，既不能固守左派教条而全面否定，也不能因为国家理性而一味歌颂，更不能打着“文化复兴”的幌子开历史倒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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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教你读赵树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手把手教你读赵树理作品《邪不压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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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时刻重读西方人的《统治史》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统治形式、政治形式，现在回过头看，最好的形式是线性的、单一的、进化的？还是有一种多元的可能性呢？本文为两位教授在2014年上海书展《统治史》新书发布会上的对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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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
从“五四”到“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直至2008年前后，青年始终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一直是学界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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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观书察天下：在“沉潜”与“热烈”之间
如果“沉潜”代表“理论”，“热情”标示“实践”，那么科耶夫当然是为了消弭这两者的紧张，他强烈地想要作为一个“智慧者”行动，而不是像一个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纯以“思想”为业，整天生活在“文人共和国”中。但对于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我们，却越来越难以感受到二者的紧张，似乎忘了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对“思想变革”、“文化革命”满怀憧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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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制度遗产及“三农”问题
集体所有制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遗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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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勤劳革命与共同富裕
开辟了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是一个“分配奇迹”，它通过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共同富裕”的实现将是继“勤劳革命”之后所创造的一个更伟大的“分配奇迹”。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求“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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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勤劳革命”与小平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改革的目标，意味着今后发展由沿海向内地的模式转型，在城乡关系上必须重视城乡统筹；在文化想象上需要处理多民族共存与融合；在历史记忆上摒弃口岸资本主义带来的虚幻的文化憧憬；在世界格局上想象一个非西方中心的中国主导的世界新图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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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少了些什么？
傅高义讨论邓小平，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是简单地套用“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框架。同为历史学家的安德森对《邓小平时代》颇有微词：“在近900页的书中，只有30页叙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人物完全没有历史背景，似乎邓小平一出场仅仅是“文革”的受害者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者，没有显示出他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和建设者，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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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欲望”
资本的本性一方面必然导致“争夺地球的斗争”，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临物理意义上的地球已经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却还需要进一步扩张以满足其攫取利润需要的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最佳方式，则是在资本外在疆域的拓展遇到“地球”的限制时——也许将来资本还可以进一步扩张到外太空，譬如美国就已经将本国航天计划外包给私人资本，任其商业化运作——转而全力为资本开拓“内在疆域”。所谓“内在疆域”，指的就是与地球外在物理空间相对的人的欲望、情感、想象乃至潜意识等“内在心理空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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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为什么现代中国对“韦伯”的利用仅仅局限在“现代化理论”这方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构中国接受韦伯的历史语境，也即要“说明隐藏在韦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背后的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如何限制了这些范畴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能力”（汪晖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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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幻灯片事件”兼及鲁迅的“历史意识”
以往对“幻灯片事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事件在数十年间穿梭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以及被多种媒介挪用、移植和旅行的“重述”经历，因此，跨语境、跨媒介的互文性阅读不失为重审“幻灯片事件”的一种方式。以这种阅读方法为研究途径，在细读《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2000)再次进入“幻灯片事件”，可以澄清“国民性话语”研究中某些被忽略和简化的问题，重返鲁迅基于“震惊”体验构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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